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一江一河”战略工程，通过生态修复、人文建设和城市更新等措施一步步把城市滨水地区打造成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世界级滨水区。人民群众既是“一江一河”美好环境的享有者、受益者，也是“一江一河”的建设者、治理参与者。“一江一河”治理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还水于民、还岸于民，使其成为城市文化、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资产，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唱好“一江一河”治理大合唱
“一江一河”岸线贯通不易，贯通后的维护治理更难，必须形成紧密协同的多兵种作战体系。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变“协同”为“共同”；在“以邻为友”的基础上，变口头上的“跨前一步”为行动上的“跨前一步”。
打个比方，“一江一河”的规划、建设、治理应当是和谐的“大合唱”，而不是“小合唱”，更不是“独唱”。“大合唱”的精髓在于团队合作与集体表达，是一种汇集众人之力而又高度协调的共同创造。通过多个声部和旋律的结合，以实现和谐协调的音乐效果。在“大合唱”中，每个成员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职责，必须全神贯注服从指挥的每一个指令；每一个成员之间需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每个声部和旋律的准确呈现。如果职责不清晰、步调不一致，就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
对照“百年大计、世纪精品”的定位要求和“先贯通、再提升”的工作部署，在规划、建设、治理三大环节中一定要目光一致地握指成拳。“一江一河”流经数个行政区，在业务上由不同的部门分工负责，但必须打破部门壁垒，通盘考虑，各负其责，整体推进。对于暴露的瑕疵，应当协商编制修正图纸；对于形成的欠缺，应当限期整改；对于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创造性地移植社会治理的经验逐步解决。
举个例子，苏州河水上游能否吸引人，不能仅靠一个集团的努力，还要推进水上与陆地的联动；不仅要强化堤岸的美观、通透、可视，还应让游客上岸后有景色可览、有景点可赏、有故事可听、有商业可消费。
游客购票登上游船，主要是为了体验水上游。如果在水上看不到理想的风景，在岸上看不到多样化的景点，又听不到生动的故事，就会感觉“没意思”。游船可以投资购买、码头可以投资兴建，水陆联动、两岸互动却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在科学的顶层设计指引下，有必要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和刚性制度约束，让蓝图变为现实。
“一江一河”水域与岸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未来的深度开发治理任重道远。文旅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内容性生产，工业遗存需要活化，景点需要在“好看”的基础上力求“耐看”，在掌握大量好素材的基础上“讲好故事”。
比如，加强对“讲好故事”的具体指导，减少泛泛而论；组织便捷的交通服务，把分散的红色旅游资源“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对具备条件的区域，可适时启动架设低空缆车的可行性研究。
又如，客观准确评价上海在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嵌入生动具体的历史故事，按照“有人物、有理念、有细节”的要求，活化民族工业遗存的展示和利用；精心打造具有典型意义的骨干景点，形成“整体水平一流、重点精彩纷呈”格局。
探寻非线性最优治理方案
上海依水而兴，因商而盛。“一江一河”治理需要用足“水”的客观条件，做好“商”的大文章，推进岸线与社区一体化治理。
第一，在创新中“做道场”。
滨水岸线是一侧临水、纵向长、横向窄、人流在两端疏散的特殊公共空间，其物理形态既不同于道路，也非商场、广场。一方面，滨水空间要千方百计吸引客流、聚拢人气，并尽量实现对环境的“零污染”；另一方面，在确保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尽量实现有温度、低成本的治理。
当人们择水而居、择水而游时，无疑会给滨水商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滨水的客流并非都能转化为滨水商业的客流。这就需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地拟定对策。
人流是有规律的，发现并运用好人流规律却不容易。尽管滨河餐饮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放大经济效益，但业态的选择、产品的开发、运营策略的设计需要因地制宜。
水作为生命之源、生计之本，特点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给人带来创新灵感。“一江一河”能不能走上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之路，是对创新能力的一场考验。以苏州河为例，平均宽度40米至60米的蜿蜒河道是符合开展水上体育运动、水上体育竞赛条件的。这一资源还可得到更充分开发。
此外，黄浦江、苏州河区域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桥下、岸边空间资源，可否因地制宜利用这些空间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体育活动？比如，建设乒乓球、篮球、足球、门球、广场舞场地等。“螺蛳壳里做道场”要有创新精神，要消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
第二，在主动“补台”中便民惠民。
2023年，有关部门利用苏州河岸线江宁路桥下空间新建公共厕所，但与居民区的厕所相距只有50余米。同时，从江宁路桥向东至少2公里的岸线里却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
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公厕选址的均衡性考虑有所欠缺，二是公厕做了漂亮的屋顶绿化，但由哪个部门负责养护迟迟没有落实，导致一度杂草丛生。
面对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与城市功能提升要求，“拨一拨动一动”必然要落伍。相关部门要有“自己给自己找活干”的精神和主动“补台”的意识。
第三，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可持续的共享。
“一江一河”岸线贯通不是终极目标，而是通向共享的过程。共享应当在共建共治中获得，以共建、共治作为基础和支撑。在“一江一河”岸线贯通过程中，舍弃“这是我所有”意识，建立“这是公共所用”的观念，就是用实际行动参与共建。岸线贯通后，也应当把各方面利益主体吸纳到共治的行动中来。
在戏曲界有“一棵菜”的说法，其意是指演员、音乐、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各岗位的全体演职人员不分主次，一丝不苟地配合好一台戏的演出。“一棵菜”是典型的共治，“一江一河”治理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合作与共治。当然，推动共治、保护共治、弘扬共治需要更有力的法律支撑。
第四，在共治中达成非线性最优治理方案。
“一江一河”相关生态系统、人文系统的维护，难点和重点都是对人的行为管理。高标准的建设完成之后，需要高度警惕品质与功能的“逆淘汰”。“一江一河”治理仅靠法律约束还不够，必须加强市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当人人都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和综合素质，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时，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在环境治理中加密观测点、增加巡查员是成功的经验，但也伴随巨大的成本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优越性在于，每个人所在的位置都可以成为观测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志愿的巡查员，推动市民社会关系和精神连接的重建，增强共同体意识。
（作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汤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