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郑刚没想到，自己在论坛上会如此受关注，作为2014年即参与中巴走廊建设的亲历者，他分享了有关中巴走廊风险分析与教训启示；同样被广泛要求加微信的还有华政的高奇琦，他讲述了大模型带来的技术多边主义在“一带一路”国家开拓新市场的前景；而一直深耕反腐刑侦领域的王铼也颇感意外，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资产的盘点，使得她在国政这新界别觅到不少合作者……
11月5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10周年高水平开放代表之一的第六届进博会如约召开， 154个参展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中，11国为首次参展、34国首次线下参展。同日在佘山北麓的上海政法学院，第六届“一带一路”安全合作论坛也如期举办，新视野学者的加盟，企业家一线的建议，使得这个上海市“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心（下简称“协创中心”）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论坛，既折射了智库共同体面临重重挑战的迎难而上，又推进了政产学研各界务实的建设能力。
“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盘点“资产”再出发。
新十年的战略环境变化
因有成绩而遭遇“恶意竞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地缘政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空前上升，这是十年前所没有的，现在想躲也躲不过去，西方已经将此视为战略目标。”作为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说出了很多研究者的同感，中东问题专家、上合组织研究专家潘光称“许多就是恶意竞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边经济外交研究室主任王金波认为，尽管西方舆论不断污名化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经济侵略论等误导国际舆论，但据他的实证研究，这十年中，“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大幅度弱化了东南亚各国包括沿线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则认为，“崛起大国的构想与战略一定会引起反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些战略挤压甚至恶性竞争，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有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所导致。因此，再出发前，必须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局势，做好应对和破解之道。
*在新发展格局下因时而变
“中国今天最大的变化是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经济学家的协创中心理事长、上海社科院前院长张道根，指出了十年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从国际而言，逆全球化出现；世界经济陷入长周期滞胀，“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没有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这种意识形态的操弄手法共同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并仍在继续；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博弈使得二战后长达75周年的长和平不复存在。
在国内，首先，劳动力增长和人口规模增长已出现趋势性逆转。“2011年劳动力总量为9.2亿，那年进入负增长；2022年人口规模负增长，为千分之零点六。”但是，张道根也指出转机，“劳动力的工资会提高，人均收入会提升。” 其次，维持了40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将持续波动下移，日韩的高速增长都只有维持了20年。
第三，进出口与GDP比例越来越低，拉动内需成为必然；投资和制造业占GDP比重见顶回落。中国投资占比45%，高于发达国家的25%-30%，发展中国家的20%-25%，平均水平的26%。制造业中国占全球30%，但能耗远大于工业值。“中国必须走向最终消费和服务持续上升带动全球发展。”
第四，农村人口跨省异地流入城市缓慢下降，经济重心从沿海向内地反转。第五，市场化国际化面临挑战。资源要素驱动难以为继，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也出现趋势变化，因此，高标准制度性开放成为考验。
为此，张道根认为，要全面利用好国内大规模市场，同时加重用好高标准制度性开放规则，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全球经济开放体系中。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互切
二战后的长和平不复存在的表现，在普通人眼里是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在黄仁伟眼里则是“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正在转化为地缘政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鼎鑫聚焦当前亚欧大陆两端遭遇到的地缘政治困境；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凌胜利则分析了美国替代方案的特点与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百年来世界人口最大国家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巨大贡献。它积极而正向。第二个变化是一些国家大搞集团政治、零和博弈、单边主义导致世界由稳及乱，变乱加剧。它消极而负面。”李鼎鑫指出，近两年来，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在亚欧大陆西部，已形成一条从巴伦支海到波罗的海，再到黑海的地缘政治震荡线。不久前爆发的巴以冲突已把这条线延伸到地中海东岸，会否到红海和阿拉伯海还待观察。而俄乌战场呈胶着拉锯状态，僵持对峙乃至中低烈度摩擦对抗也可能持续数年。
在亚欧大陆的东岸，北起白令海峡，南到马六甲海峡，全球大国博弈，一些域外国家和部分地区国家围绕半岛、台海、南海大搞军演、窜访、摩擦等动作，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了一条不稳定弧。“西线是震荡线，东线是不稳定弧。‘一线一弧’对亚欧大陆板块也即‘一带一路’主要覆盖地区构成震荡和威胁。”
李鼎鑫认为， 2021年至2023年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既是消除这一重大威胁的手段，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改善地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环境，缓解遏制亚欧大陆乃至全球的震荡局面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
这些地缘政治冲突使得本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方案，时常切换成地缘政治。黄仁伟指出，10月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布的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里有“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下简称“里海走廊”），即是中国在将地缘政治破坏性转换为建设性因素。印太战略最早是美国人的地缘政治构想，随着“印太经济框架”提出，进一步转换成地缘经济。更进一步，9月G20印度峰会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如果落地，将与“一带一路”的中线、南线形成竞争。因为乌克兰危机，“一带一路”大通道的北线遇挫，中线跨里海进巴尔干，可以部分弥补北线。南线是从喀什进入中吉乌铁路，到伊朗、土耳其进入巴尔干。中吉乌铁路日前终于获得多方同意，但从图纸落到实地最快也要五年以后，因此，“里海走廊”就显得非常重要，“期待能与欧盟合作成功。”
*美西替代方案的虚多实少
换个角度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切换。“早期的舆论战无法阻挡‘一带一路’，美西方便出台了不少替代方案，集体攻势更加猛烈。”
凌胜利指出，继特朗普政府的“蓝点网络计划”后，拜登政府又提出“重见更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欧洲有“全球门户计划”。这些替代方案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也是美国进行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的成本较低的方式；由于中国所做的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耗时长、回本慢，因此美国便聚焦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气候变化、卫生健康、数字联通等。投资对象主要是南非、印尼、印度、埃及、塞内加尔、越南等实力不俗、地缘位置非常重要的国家，并且美国和欧洲还密切协调。虽然这些替代方案总体是虚多实少，但多少也恶化了“一带一路”舆论环境、扰乱融资模式、加剧发展中国家站队困境。
无论地缘政治的挤压多么激烈，从长时间来看，“一带一路”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黄仁伟指着2000年和2022年的两幅地图分析，以中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的红色圈正在扩大，目前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还未见红，但地缘经济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利益。
“软联通”的实践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加强文明互鉴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像设施联通这样的硬联通成效人所共睹，但是法律、制度上的对接，文化文明互鉴这类“软联通”往往遭遇更大的挑战。就像同一天在上海召开的“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科学大咖眼里错误与失败同样“值得被拥抱”一样。与会者鲜活案例中既透出经验，也透出教训，而这些都将成为正能量的轻“资产”。
郑刚是东方锐眼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便在中巴走廊建设一线。“我们对巴基斯坦国内利益相关方的态度、立场、权利结构、项目将怎样影响当地的生态，都要做非常精细的信息收集。”他举例：目前在中巴走廊面临着混合型安全威胁挑战，该国主体民族是旁遮普、普什图、信德、俾路支，在西线主要是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原西北边界省），一个是普什图民兵，一个是民族力量，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比如为维护安全而配枪，那么很有可能牵动普什图人血亲复仇传统，但是普什图民兵又是可交流的力量，他们希望中方为当地人就业提供援助。“基建工程是大项目，往往不容易下沉。下一步，精细对接当地的纺织业、渔业、农业，进而助建学校、医院等，更有利于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基础是文明互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十年“一带一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善改革开放模式，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第二阶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软联通，第三阶段则是助推各国共同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区，是将工业文明平移，助其实现5G等跨越式发展。王义桅认为，这是在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各美其美基础上的“美人之美”，并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实现美美与共。
要安全唯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带来更长远的安全。如张道根所言，软联通也是一种发展，更深入人心的发展。
新赛道和新预警
国内能力建设的实践和意识
在发展中才能更大地增长能力，从安全合作而言就是风险识别、预警机制的能力建设。
*基建的“风险动态监测”和海外企业员工调查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院长向鹏成给会议带来了海外重大基础建设投资项目的风险动态监测与预警研究心得。学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设了国际工程承包专业，并一直从事国际工程管理相关研究工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海外业务从传统的以施工总承包和工程总承包为主逐步转向以投建管一体化模式为主，其风险也日益增加，构建“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迫在眉睫。
“一带一路”上的大型基建投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安全、社会等外部风险和建设、运营等内部风险。向鹏成展望，风险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建立，将服务于央企、国企、地方企业“走出去”，特别还要“待下去”。
反过来，相当于投资者眼里的营商环境的国别风险识别系统，在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化为“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调查（Oversea China-founded Enterprise and employees Survey,OCEES）”项目。研究院主任孔建勋介绍，这是云大校史上最高金额的文科项目：动员了近700名全校师生、校友，利用计算机面访系统，面对面采集了18个国家的中资企业数据和东道国员工数据， 2018年启动，2023年3月10日向社会开放。采集模块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企业绩效、社会责任、企业福利、员工受教育程度、占外方员工比例、海外投资风险等方方面面，涵盖到861家企业、13205名员工。
从数据库看，企业主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竞争、地区政府；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嵌入焦虑、员工素质和稳定性、同行竞争。这个数据库将为皇家永利,皇家永利网站的民营企业找到营商环境的参考，有利于差别化“走出去”，高效地实施企业主体行为。这也标志着我国研究机构的研究更为深入、务实。
*大模型带来新的文明冲突和新市场
花了大量心血研究大模型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带来了最新最时尚的大模型技术视角。他提醒绝对不要把大模型GPT-4简单看成是一个智能工具，它相当于斯坦福大学高材生的智商，得益于约13万亿的token的训练数据，等于快速学习了人类大量精英知识，这些知识以神经网络的方式存在。“已经无限度接近通用人工智能。”
高奇琦回顾，当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启动时，也正是信息革命第三个阶段移动互联网开端之时，当时中国的BAT很有“并跑”的自信，并相信在后期会有领跑的可能。但是，“现在进入算力、算法、数据为要素竞争的自动化组织时代，我们似乎在原创技术上，又与美国有了1-2年的差距。”由于美国人在推动技术地缘，将来很有可能进入一个“锁闭的先进世界”。比如，因为GPT-4可以辅助软件编程，印度的外包软件就不再需要。“大模型技术本质上是知识工程的高阶版。”
以此来看后十年的“一带一路”，高奇琦分析，美国封锁了高端芯片，也就是拒绝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大的市场。高奇琦主张技术多边主义，美国闭源，中国就开源，和沙特等国合作，积极开发大模型技术，让后发国家通过开源搭上技术红利的快车。这样，“大模型就应该成为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工具。”
*数字资产与廉洁丝绸之路
在公安大学做了二十多年审讯、经侦教学科研工作的王铼如今在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合基地负责反洗钱与经济金融安全研究。她注意到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已经提出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金融科技的合规发展，可赋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建设，而反洗钱的研究又可助推跨境廉政建设的落地，廉洁丝绸之路必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
其实，中国已经在2021年和沿线国家的泰国、阿联酋进行央行数字货币合作。王铼梳理了各国在数字资产上的立法动向。俄罗斯出台法律，率先进行数字资产反腐；阿联酋通过了“虚拟资产监管法”；以法律红利吸引他国大量的数字经济领域人财物，以新加坡为最积极；萨尔瓦多是第一个把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但后者一定要保障价值趋稳，而比特币从40多万到25、26万浮动不定，显然会有风险，“但它可成为我们追踪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古巴为了应对美国的金融制裁，也很重视比特币的应用。腐败犯罪对象的数字资产扩容化研究，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反腐败必须夯实的基础，“上述国家的实践为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资产以及反腐败反洗钱的立法和实践提供很多研究样本和借鉴。”
王铼虽不熟悉国际政治，但她敏锐地感受到我国在反腐上的立法节奏和力度，比如 2016年9月提出《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2019年4月提出《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2022年6月《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如何去健全跨境的廉洁合规制度体系，让国际规则和中国特色的合规融合，将助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历经三年后，每个学科领域的面对面论坛都显得格外亲切和热烈。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协创中心主任刘晓红在致辞中用“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勉励与会学者，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思考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安全合作；闭幕式上，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协创中心副理事长吴强以“吹尽狂沙始到金”来倡议学者们，应该积极为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中国方案和学者方案。而主办方之一的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将视线推回到“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立的2015年，他深刻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安全议题权重的不断上升。“安保能力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存在巨大落差，因此，安全逻辑对发展逻辑构成了重要的补充。”
论坛志愿者、从贵州刚考入政法学院国政系两个月的李昌雪，告诉记者她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嘉宾所言“发展固然重要，安全此时更重要”；二是郑刚所强调“参与中巴走廊建设的企业要有帮巴基斯坦发展起来的战略认识，而非简单做经济项目。”她注意到，第二天的国政课上，就有同学询问中巴走廊的未来。
这些学术思维的种子就这样飘落进学子心中，黄金十年的主角将在他们之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