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场全民参与、抗击疫情的阻击战全面打响。
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考验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也检验着地方政府部门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水平。
从防疫法到突发事件应对法，再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尽管抗击疫情我们有法可依，但是从武汉“8名散布谣言者”被“训诫”到有湖北旅居史，返乡配合登记人员个人信息被公布，从武汉打工人员返乡被封门到外地返京人员不让进小区或村庄……一桩桩，一件件，引发舆论质疑的同时，考量着个别地方官员的法治观念和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的能力。
“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毋庸置疑，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法治增强疫情防控的“底气”，及时应对疫情防控期间民事纠纷中出现的新问题，依法定分止争，厘清疫情防控中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判定，将疫情防控工作引领到法治轨道上来，才能在这场“法治大考”中取得佳绩，并最终赢得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完胜。
李文亮医生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逝世。李文亮的逝世引起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也发来唁电。李文亮医生是一个平凡而又非凡的人。说其平凡是因为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了谈论医学问题的微信，并附上了所在医院的诊断书；说其非凡是因为，2月7日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的信息，本来只是出于专业敏感，在同学之间的提醒，不料却被认定为“造谣”。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正在进行病毒分型”。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1月3日，警方认定李文亮所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是违法行为，责令李文亮签署了当地派出所打印的“训诫书”。
李文亮现已离开了人间，但他是带着“训诫书”走的，在法律上李文亮的身份是“造谣”的违法人员。目前，公众强烈呼吁为李文亮平反。但也有人认为，“首先公安机关没有错”“给予训诫也没有错”，言下之意错还是在李文亮身上。说实话，李文亮是因为公安机关的一纸“训诫书”而“走红”的，如今李文亮已经去世，还要把污水泼到李文亮身上实在是太不厚道了。且不论这份“训诫书”的落款时间之笔误，我们一起来看看武汉当地公安派出所发给李文亮的“训诫书”到底存在哪些大是大非问题。
公安机关对李文亮作出训诫的决定是否于法有据？
在我国刑法中确实有皇家永利,皇家永利网站训诫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训诫的措施，即“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训诫的对象是违反法庭规则的人。显然，李文亮收到的“训诫书”不属于刑法或者民法范畴。在我国行政法范畴内，“训诫”存在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22条、信访条例第47条、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45条等。我国1987年1月1日施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曾经规定：“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正)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显而易见，我国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训诫”的处罚种类，李文亮也不是公安机关在现场管理场合受到“当场训诫”。问题的关键是，李文亮收到的是并无明确法律依据的“训诫书”，当地公安机关只在“训诫书”中提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又没有列明具体条文的规定，所以说李文亮收到的“训诫书”于法无据。
公安机关认定违法的依据是什么？
“训诫书”认定李文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并没有指出李文亮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哪一条具体规定，是哪一种违法行为。这种“打闷包式”的执法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任何公权力机构认定行为人违法，都必须指明违反了什么法律的哪一项、哪一条的具体规定，不能采用“我说你违法就是违法”的做法。
认定“不属实的言论”是否有事实依据？
“训诫书”认定李文亮所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是“不属实的言论”，但没有说明有什么样的事实依据。也许，公安机关的确持有当地政府提供的内部文件或者口头告知的“口径”，那么，请公之于众。客观地说，李文亮医生“确诊了7例SARS”的表述不够准确，但并不影响该信息的实质真实。特别是，李文亮医生在发表言论的后面还附上了所在医院的诊断报告。这份诊断报告足以证实李文亮医生所发表的言论在实质上是真实的。如果把李文亮医生与连湖北省口罩产量都说不清楚的官员相比，李文亮发表的信息已经足够准确了。不知道当地公安机关是否也根据其“不属实”的标准，给该官员发了“训诫书”。
在“不属实”的法律界定上，必须以实质上是否属实为标准，不能把表述上稍有误差的言论归为“谣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公众号文章中的话振聋发聩：“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认定“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是否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所用的是“了”字句，这是对行为结果的认定，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名。但是，“训诫书”没有承担举证责任，没有用事实作出证明“严重扰乱”。李文亮在一个150人的同学群中警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就主观而言，是作为医生在同学群中谈论专业问题，并希望不要外传。李文亮是为了提醒周围同事、朋友做好自身防护，避免感染，显然不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客观上，李文亮所言不但没有造成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反而对疫情防控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况且，至今也没有任何机构用事实证明李文亮的警示言论，对何种范围内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严重扰乱”的作用。
“至此中止违法行为”反映了当地公安机关怎样的业务水平？
“中止”是指，由于某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正在进行的事情在进行过程中停止；“终止”是表示就此停止。例如：“终止提拔程序，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显然“中止”是指事情在进行中因故停止，相当于按动“暂停键”。因故停止的原因消失之后，可以不再进行，也可以恢复进行。而“终止”的事情，则不再继续进行。从“训诫书”的本意看，当地公安机关是责令李文亮终止“造谣”的行为，但是，连“中止”与“终止”的区别都没有搞清楚，业务水平真的有待商榷。
训诫书什么时间签署的？
本“训诫书”共有两处签署了时间。李文亮所签署的2020年1月3日是正确的，而盖公章处签署的时间却疑似“2129年1月3日”。加盖公章处的时间应当视为文件制作完成的时间，“1月3日”是正确的，“2129年”却令人生疑了。由于“2129”系手写，有些模糊，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留给这份文件的制作者解释。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