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 汤啸天
我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果断决策深得人心，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经济前景令人深感忧虑，人们普遍担心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对外贸易的前景。“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难度持续增大，部分待就业群体与低收入人群生活出现困难，公众心理有了以下变化。
一是多数人消费趋于谨慎，拉动消费难点较多。
复工复产复业正在全国有序推进，整体经济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产业链中的“断点”“堵点”现象，中小微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严密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矛盾突出，劳资双方都有资金困难，有的企业已经遇到了“复工后没有订单更加难”的困境。就业年龄段人口中的相当部分群体收入减少，退休人员更加感觉到“保命钱”的重要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增多，消费行为趋于谨慎。尽管有不少地方政府发放了消费券，但拉动消费的难点较多，世界经济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增大。
二是个别人冲动行为抬头，维护社会治安难度可能加大。
部分人群可能出现报复性消费的行为，但实践冲动型消费的比例不大，具有经营、还贷、维持家庭生活等多项压力的人们内心焦躁。在市场经营困难的状态下，不诚信的行为可能增多，也为失信者浑水摸鱼提供了隐蔽空间。据预测，个人维权与群体性维权（包括保护个人隐私）的事件将增多，维护社会治安的难度可能持续增大。
三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现多样化，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
人们对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状态和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是以“特殊时期”“特殊情况”接受的，对聚会、聚餐依然保持渴望。公众对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形成的好做法，如减少开会、开视频会议、居家办公、保持社交距离、一米线排队、使用公筷公勺、人员聚集场所预约分时段到达等，转变为生活常态的心理准备不足。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多层次、多样化，突出表现在对身体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对公众数据开放、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更细，与此相关的信访接待和要求法院立案的数量均可能增加。
四是心理上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增加与焦躁情绪同在。
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使得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对持续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心理准备不足，甚至发出“防控还要多久”的疑问。随着疫情防控时间延长，人们的侥幸、麻痹、松懈情绪渐增，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将会增多。随着世界经济萎缩，国内企业裁员与破产、失业人口数量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必然有人担心“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不确定、不可抗、不稳定的因素叠加，将导致焦躁情绪的产生和蔓延。
五是非接触服务创新空间广阔与能力不足的危机感并存。
疫情防控令人感受到以非接触为特点的工作方式对传统工作方式的挑战，但多数人只是被动地接受非接触工作，对改变自身知识缺陷与能力的动力不足。疫情防控期间创新的网上交流、扫码服务等方式得到公众认可，也为进一步创新非接触工作、非接触服务开辟了广阔空间。网络服务对培养年轻、亲民、接地气、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使命感与疲惫感并存，希望“边工作边充电”，在政策支持、科技支撑、进修培训等方面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